2月2日，国家医保局通报，陕西省安康市某骨科医院院长兼骨科四病区负责人李某，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医药企业财物共计272.05万元，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骨科耗材回扣。得到“帮助”的供货商按照李某要求，每月按供货总金额的35％支付回扣款，累计供货705.46万元，回扣款达246.9万元，案情触目惊心。
这是本月国家医保局曝光的第四起典型回扣案。在此之前，国家医保局已先后曝光黑龙江省双丰林业局职工医院内科医生党某海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重庆康荣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向重庆某医院院长孙某行贿案，以及山东某医用高分子制品公司业务员慈某龙向普洱市人民医院工作人员行贿案。几起案件暴露了医药商业贿赂的猖獗，也展示了医保部门打击医药商业贿赂、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决心。
国家医保局指出，医药商业贿赂本质上是通过给予不正当利益影响处方权，干扰正常诊疗行为，妨碍公平竞争，加重医药负担，使得医药产品销售从实际临床价值和产品竞争力的竞争，转为以高返点和高回扣驱动的不当竞争。陕西李某受贿案就呈现医药商业贿赂的典型特征。一方面，受贿方利用科室主任对科室使用耗材的决策权，在众多可选产品中优先选用给予高额回扣的贴牌耗材；另一方面，行贿方将事先约定回扣计入供货成本，最终通过医保基金与患者自付“埋单”。
医药商业贿赂屡禁不止，背后是复杂的利益链条与制度漏洞。长期以来，在部分医疗领域，特别是高值耗材与药品销售中，“带金销售”成为一些企业打开市场的潜规则。高回扣、高提成模式驱动下，营销竞争异化为“贿赂竞争”，优质产品未必能脱颖而出，质量未必好但回扣高的产品，反而可能占据市场。这不仅破坏了公平竞争环境，也抑制了行业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提升赢得市场的健康动力。
更深层看，商业贿赂与医疗价格虚高互为表里。正如国家医保局在陕西李某受贿案通报中所指，35%的回扣比例意味着产品价格至少存在三分之一的虚高空间。这部分费用并未用于提升产品的疗效质量，而是成为寻租与套利的工具。当这样的“水分”通过采购系统渗透到终端价格，最终必然加剧“看病贵”问题，加重患者与医保基金负担。正因如此，打击商业贿赂与推进医药招采制度改革，有必要一体推进。
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国家层面持续加大医药商业贿赂整治力度。从行政执法到刑事打击，从医疗机构廉洁建设到医保基金监管强化，治理网络逐渐收紧。特别是带量采购改革的推进，通过“以量换价、招采合一”机制，大幅压缩流通环节的不合理利润空间，从源头降低了贿赂诱因。此次通报也强调，将依法依规对涉案企业开展信用评价，实施失信惩戒，体现了从单一案件查处到体系化治理的思路转变。
结合国家医保局通报的四起案件，笔者认为，要根除医药商业贿赂顽疾，需多管齐下、持续发力。
其一，必须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破除“重打击受贿、轻惩治行贿”的惯性。行贿是贿赂犯罪的源头，唯有对行贿行为予以严厉惩处，提高违法成本，才能有效震慑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企业。其二，要进一步完善医疗机构内部决策与监督机制，杜绝关键岗位人员“一言堂”，推进采购流程公开透明，切断利益输送通道。其三，持续深化医药招采制度改革，扩大带量采购覆盖范围，让价格回归合理区间，压缩贿赂生存空间。其四，强化医保基金监管与智能监控，对异常采购、使用行为及时预警核查，提升发现与查处腐败的能力。
这里着重谈谈“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必要性。行贿与受贿互为因果、都危害巨大，已成为社会共识。供货商与李某能达成高达35%的回扣交易，是因为双方都有利可图。权威部门在部署反腐败工作时，已多次要求在医药等重点领域“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行贿受贿一起查”与“企业个人双罚制”有明确规定。其中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给予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贿赂交易相对方相关单位或个人，后者不得收受贿赂。
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关单位违反前述规定贿赂他人或者收受贿赂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最低十万元，最高五百万元），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以及有关个人收受贿赂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见，“行贿受贿一起查”及“企业个人双罚制”有明确的政策要求和法律依据。事实上，实践中“一起查”和“双罚制”已成为常态化的执法原则。建筑施工等领域利用行贿受贿“双黑名单”制度，对涉事企业和个人实施联合惩戒，取得了切实效果，医药商业贿赂治理工作可以大力借鉴推广。
医疗领域腐败，损害的不仅是国家资财，更是公众健康与社会公平。每一分“回扣”都可能对应着患者的过度医疗、不必要的支出，甚至是不适宜的诊疗选择。整治医药商业贿赂，既是为了净化行业生态，也是为了守护全民健康福祉。期待监管利剑持续高悬，制度篱笆越扎越紧，让医药商业贿赂彻底遁形，还行业一片干净，应百姓一大呼声。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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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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